贸易中的经济学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任赜

“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动态过程，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影响。从长期角度看，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可以导致新的均衡。

在令人接应不暇的贸易新闻和众说纷纭的专家评论中，经济学的一些原理，甚至常识，经常被埋没或扭曲。本文意在对三个突出的问题进行梳理，涉及的道理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知识。然后，再根据这些道理和历史经验，对解决全球化贸易问题，简述一种不同于加关税的思路。

外贸赤字由什么决定

外贸赤字总量由一国经济运行的均衡态决定。贸易往来国的特定外贸政策不是它的决定因素。

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结果，可以用国民账户来概括。经济体的总收入（Y）分成消费（C）、储蓄（S）和政府税收（T）三部分：Y=C+S+T。

另一方面，从用途看，这个总收入可以分成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加出口（X），减进口（M），即：Y=C+I+G+X–M。因此，C+S+T=C+I+G+X–M移项、化简，得：(S–I)+(T-G)=(X-M)。

上式中，第一个括号(S–I)，即储蓄减投资，是净储蓄，第二个括号(T-G)，即政府税收减支出，是财政余额（负值为财政赤字），第三个括号(X-M)，即出口减进口，是外贸余额（负值为外贸赤字）。

美国的情况是，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储蓄意愿低，国内储蓄不能满足投资所需，因此第一项净储蓄为负值。1970年以来，除了克林顿总统在1998~2001财政年度实现了盈余以外，政府年年有财政赤字，就是说，第二项也长期是负值。这两项取决于亿万人的决策——个人的消费/储蓄决策、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政府的收入/支出决策，这些决策大体上与外贸赤字的考量无关。净储蓄和财政盈余两项为负值，决定了等号右边的外贸余额必定是赤字。国内生产的物品、劳务和资金不能满足总需求，缺口就要由国外进口来弥补。

这是反映经济运行的国民账户恒等式。美国与特定国家的外贸是盈余或赤字，不影响上述结果。给定等号左边两项的数值，如果美国减少了对一个国家的外贸赤字，就一定会出现对其他国家的外贸赤字的增加，以维持赤字总量等于左边两项之和。国民账户恒等式永远成立。

以上所说，是经济学入门课程的内容。各派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对这一点有共识。多少年来，许多自由派或保守派的经济学者，到国会就经济、贸易问题作证时，不知道讲了多少遍。政府主管经济财政事务的官员，多半有经济学的训练，多年来，也不认为贸易战是解决贸易赤字的适当方法。

根据最近公布的2018年美国经济数据，美国国内储蓄率18.7%，投资率21%，因而净储蓄为负值，政府赤字创历史记录，外贸赤字是2008年以来最高（其中，与加关税直接关联的货物类贸易逆差是历史最高记录）。这一年中，加征关税没有减少外贸赤字。统计数据证实了上面的经济学分析。

从纯经济分析角度看，外贸赤字并非完全是坏事：美国从国外买了更多的东西，也借了很多钱，得到了实惠。当前的外贸赤字扩大也反映了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经济疲软，美国经济的一种优势：自2009年6月以来，美国经济迄今已经连续增长8年8个月，仅次于1991~2001年整整10年经济扩张的最高纪录（其中1993~2001是克林顿总统任期）。这导致美国旺盛的对外需求和购买力，也导致外国向美国出口产品、进行投资的强烈意愿和行动。

在未来的短期内，美国的净储蓄和财政余额两项不大可能转负为正，外贸赤字也就会持续下去。实际上，即使财政有盈余，如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所实现，但因为净储蓄负值超过财政盈余，那时，外贸仍然是赤字。当然，财政、外贸的“双赤字”，对长期可持续增长是病灶隐患。对声言要减少消除外贸赤字、财政赤字的当政者，这也构成了挑战。

美国加征进口关税，谁付钱

答案：美国进口商付钱。当美国对一个国家的商品加征关税以后，美国进口商在海关缴纳增加的关税，随后，可能发生的一连串反应是：

在美国方面，（a）进口商相应提高商品价格，因而，关税的负担落到购买进口消费品的民众和购买进口原料、中间产品的企业的肩上；（b）进口商出于保持市场占有率、对付其他竞争者等考虑，不把关税全部转嫁，而承担一部分关税；（c）进口商转向其他国家供应商而避免这个关税，但受限于国际、国内现有的资源、产业、物业流通的格局，短期未必能奏效。

对被增加关税的国家而言，（a）出口商会因为产品在美国涨价而销路受损；（b）出口商降价以保持出口量，但要承担降价的损失；（c）出口商因为美国转向其他国家货源而受损；（d）政府调整汇率，使其商品的美元价格下降，冲销关税的影响。

美国加关税的最终实际后果，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美国提高进口关税，实际上是向美国企业和民众征税，外国出口商不付美国进口关税。

有关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阿米蒂（Amiti）、普林斯顿大学雷丁（Redding）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恩斯坦（Weinstein）三位经济学家3月2日发表了一篇详尽缜密的论文。他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几乎完全转嫁到了美国国内物价上”，“到目前为止，整个关税的影响都落到了国内消费者和进口商身上，却对外国出口商迄今获得的价格没有产生影响”。

既然是贸易摩擦，其结果就涉及双方博弈的多方面因素。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把提高进口关税而增加了美国国库的收入作为成果而夸耀，有悖常识常理。

提倡自由贸易的经济学依据是什么

经济学的奠基者提出了关于自由贸易的基础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第一句话是，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来自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交易。斯密全书主题，是描述他称作“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机制，自由自愿的贸易增加了交易双方的效用，提升了社会福利状态。后来，李嘉图论证了“比较优势原理”，不同禀赋的国家各自生产自己相对而言生产效率更高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进行互利的交换，会增进各自的国民财富和民众福利。

从那以后，自由贸易学说，比较优势原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类比地说，相当于牛顿定律在物理学中的地位。

在实践中，这些理论经历了长期斗争才落实生效。经济史上的著名例子，是英国1815年至1846年实行的谷物法。那是一道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其目的是“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进口的谷物的竞争。谷物法直接影响着英国人的主食价格，工人需要花很大比例的工资用于吃饭。谷物法也是工业企业家集团对抗土地贵族的焦点。经历了激烈的议会斗争甚至民众起义，谷物法才最终被废除。

理论上，对立的理论首先是“重商主义”。它认为一国的国力在于通过贸易的顺差所能获得的财富，因此主张进口高关税、出口低关税、政府管制产业。历史上，英国逐渐按照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西班牙、葡萄牙等当年海上贸易强国尽量追求外贸顺差带来的真金白银。结果是，自由贸易促进英国产业发展、国家强盛，重商主义导致西班牙、葡萄牙衰落下去。

十九世纪中期，德国李斯特又提倡一种“历史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立论是，各国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相对于先进的英国经济，德国、美国还在农工时期，因此要实行关税保护，使本国幼稚工业免受国外竞争的冲击。很多后进国家都曾经采用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其中真正发展起来的国家多半逐渐转向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带来好处，而贸易保护的重大弊病是保护落后。很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幼稚产业由于没有竞争压力，长期不能脱离幼稚状态。

二次大战以后，自由贸易、比较优势成为国际贸易的公认指导原则。到上世纪晚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向世界打开大门；冷战结束、苏联东欧国家在“经互会”瓦解后汇入全球贸易体系；印度脱离计划经济的封闭状况；印尼和几个拉美大国终止军事独裁、走向市场经济等等。数十亿人口涌入世界贸易体系，全球化大规模推进。它带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也促进了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传播和这些领域的进步。

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市场竞争会对一些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产生负面影响。“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动态过程，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影响。从长期角度看，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可以导致新的均衡。英国工业化早期，手工业工匠曾经愤起焚烧机器，因为机器导致他们失业。现在，他们的后代和所有人一样，享受了工业化带来的利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缩减，源自全球化经济中外国廉价劳动力和本国生产进一步自动化、普及使用机器人的双重原因。在短期中，全球化利益未能普遍地分享，造成了社会问题。政府、社会需要有所作为，减轻受损民众的困难，帮助他们过渡，改善达到历史高点的收入分配不均。这方面的缺欠，是目前全球化贸易困难局面的重要原因。伴随全球化过程产生的大量合法或非法移民，冲击了发达国家主流文化、宗教、价值观，也造成更深层次的社会难题。对此这里不多说了。

如何应对全球化贸易中的违规犯禁者

对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大，学界、政界并无共识。考察历史经验，可以得到启示。

（a）设立国际贸易的规则、机构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经济利益冲突是20世纪中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国按照“本国利益优先”的民族主义原则，直接冲撞进而兵戎相见。汲取了沉痛的教训，美国倡导联合盟国，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WTO，最初是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及相应的规则。

这一套机构和规则为战后几十年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最近一二十年，面对违规损人利己者的日益明显的破坏性行动，WTO等机构未能有效处置。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应对之法，一方面是改革WTO，另一方面是建立环太平洋、北美、欧洲等区域性贸易组织，把违规损人利己者排除在外。环太平洋的12个国家，包括美国及其重要贸易伙伴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自2008年开始协商谈判TPP，2016年达成协议。在美国2017年退出后，其他国家仍然继续推进这项努力。TPP设定的规则，体现了美国现在试图通过一对一谈判实现的目标。

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和盟国一起重新设立有效国际贸易机构、规则，是解决全球贸易问题可行可取的方式。本来，美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坚持正确的贸易原则，并拥有众多的长期合作的盟友。在加关税（对敌手也对盟友）的贸易争端中，在一对一谈判中以实力压服对方，美国削弱了自己的优势。

（b）直接惩罚违规犯禁者是最有效的战术。现存WTO条款、国际性法律、有约束力的协议合同等等，虽然并非完善周全，都有对付国际贸易中的违规犯禁者的内容。例如在当前争议的焦点领域，例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垄断、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网络盗窃等等，已有维持公平交易、规范正当行为的条款（有待完善）。对违约、犯规、欺诈等行为，可以在相应机构、依据特定条款提出诉讼，寻求对有关企业、机构、个人的惩罚。

这样做的好处是直接惩罚当事机构和人员——这具有极大威慑力。因为锁定了对象，与加关税的贸易战不同，这种行动不会影响正常贸易程序，不会伤害从事正常经营业务的厂商人员。因为很多国家同样深受违规犯禁者之害，美国可以指望、而且理当联合它们共同行动。每一个案例的胜利，都可以为将来确定规范。当然，取得诉讼胜利及有效地执行判决，绝非易事。这方面的努力，需要和上述健全世贸体系的努力，结合起来。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期望的前景是，美国依据全局视野和健全的经济政治分析，把外贸赤字问题放在全球贸易框架中来处理。和二战刚刚胜利时相比，世界格局改变了。当时美国领导建立的世界体制和规则，不再能有效应对新局面。一个重要的缺陷，是未能防范、惩处以不正当手段破坏国际贸易法制规范的国家、企业、个人。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机构普遍存在官僚主义退化，只有大力改革，才能恢复活力。当年美国联合盟国，胜利完成了历史提出的任务。如今呢？如今依旧有效的，是当年建构那个体系时基于普世价值的指导原则。如果美国单纯以“美国优先”为指针，专注在国家间一对一谈判中取胜，而放弃在世界事务中联合盟国并发挥主导作用，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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